张忠培先生（1934-2017）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曾任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系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吉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职称评定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哲学社科规划委员会考古学科组成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故宫博物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验收委员会委员、南水北调工程考古专家组组长等，获吉林省和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津贴。

 2017年7月5日，张先生停止了思想，永远地离开了我们。7月5日晚，我与李言研究员乘车火速赶往北京，参与治丧工作。火车上，我手机里不断地闪现出吉林大学自1973年招收第一批本科生以来的各届学生自发写出的一封封唁电、一幅幅挽联、一篇篇悼文。从1973到2016级，既有年过七旬的老毕业生，也有刚入吉林大学考古学、博物馆学专业仅一年的新同学，犹如接力一般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这些情真意切的文字，一个都不少地汇集在了一起。2017年7月12日，我参加完先生的告别仪式后返回长春，撰写了一篇文章《怀念敬爱的导师张忠培先生》，谨以诸多记忆中的几个小片段怀念敬爱的导师张忠培先生。7月14日上午10：30分由《考古汇》公众号推出。

 2017年7月14日11：10分，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时任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邴正教授在我的微信空间里留下了长长的一段文字：“天璟：十九年前暑假，在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朱泓老师陪我出席遗址发掘启动仪式，国家文物局张副局长陪同先生出席。这是先生进京后我们初次重逢，寒暄之余，倍感亲切，仪式在沙地草原的一片荒野上举行，盛暑烈日、旱风扬尘。先生望见面前的学生们刚刚开口，激动得不能自己，老泪纵横，话语哽咽，深深地感染了我们。那天，我也代表学校讲了话。受先生感染，也很动情。此情此景，终生难忘······往事如烟，缅怀先师，感慨万千！”

 2017年7月18日，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理事长、时任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院士主持召开了吉林大学张忠培先生追思会。李校长做了一个半小时的脱稿发言。他说，他2011年来吉大，时间不长，是一名理工科学者。但是，他被先生创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办学理念、奉献精神和高风亮节深深感动！

 这一幕幕感人的情景，让我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了深深的思念和思考之中，张先生留给我们的巨大学术财富、思想财富和精神财富——要向张忠培先生学习！

一、学习先生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广阔胸怀

 张先生身体力行并教导学生，要清白做人、老实做事。

 张先生在学生中和学术界是以严厉著称的。考古学界传说着这位性格耿直、直抒胸臆的湖南籍老教授教育后学、“骂人”的故事。但是，几乎每个挨过先生“骂”的学人，都觉得，很受教义、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我也在思考，为什么先生“骂人”会有这样的“效果”。后来，我逐渐明白了，先生是“骂人不整人”，先生是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以光明磊落的广阔心胸、对事业、对学术负责的态度待人处事的。

 在学术讨论过程中，张先生曾说，在一个学科当中应该存在不同的声音，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学科才可能健康地发展。

 可以说，在学术讨论当中，他可能有过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二、学习先生高屋建瓴、指点江山的学术布局

 张先生在新石器时代乃至先秦考古的研究方向上，站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考古学向前发展。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界杰出的领路人。

 张先生创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学术和人才布局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压舱石。先生提出的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先进、系统的办学理念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张先生共培养了27名硕士、博士研究生，每名学生的论文题目，他都精心设计、在考古学研究上进行了战略布局。

 2015年4月26日晚我与先生通话时，我问，1988年，您的导师、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始人苏秉琦教授在参加完您指导的乔梁、高蒙河、赵宾福、关强四个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后是怎样评价的？

 张先生说：“苏先生看出吉林大学在搞一个布局。苏先生说，有眼光，有设计，有想法。苏先生这些话还不是对我讲的，是对陈雍讲的。苏先生是行家啊，我的想法没有跟苏先生讲，是苏先生看出来的。当年哪个问题要和以前的论文联接起来，哪些问题是学科的生长点，怎样逐鹿中原，我是做过一番谋划的。我的头两个研究生的论文安排在东北，接下来的两个在西北，然后逐步收缩，是动了脑子、有考虑的，最后在中原打一个决战。”

 他共培养了7名博士研究生。这7篇博士论文的选题包括，李浪林《中国新石器时代形成过程研究》、余西云《西阴文化研究》、许永杰《黄土高原仰韶晚期遗存的谱系》、李伊萍《龙山文化研究》、段天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国》、滕铭予《秦文化研究：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体现了先生从上万年的文明起步到秦帝国形成的史学探索，还有一篇赵宾福的《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则体现了先生自东北地区研究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另一种文明发展道路的独到学术视角。

 面对某些人提出的所谓“传统考古学”的名词，张先生不以为然。张先生不仅坚定不移地走考古学的中国道路。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他校阅了他最后三本专著《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中国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故宫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而且，先生在科技在考古学应用的学科建设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周慧教授告诉我，她们当年建设吉大考古DNA实验室时，缺少设备，先生直面向时任吉林大学校长的刘中树教授请求支持。刘校长从校长基金中批出了外汇，为吉大考古DNA实验室购买了设备、从而为考古DNA科研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学习先生辩证睿智、事实求是的学术智慧

 张先生一生笔耕不辍，以超于常人的能力和毅力写出了数百篇高水品的学术论文，每一篇文章，学界都会认真学习。更让人惊叹是，先生的这么多文字，汇集在一起，首尾相顾，自成系统，构建成了严谨而宏大的理论体系。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界杰出的思想家。

 张先生推动了考古层位学和类型学的发展，阐释并总结成了新的“文化演进论”和“社会发展论”，提出了基于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道路的学说。这是先生始于马克思主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文明理论，是脚踏实地站在中国大地上，代表中国为人类文明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

 张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简而言之，是王权起源与形成的历史（见《我对中国文明的几点认识》）。美国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先生评价说“写绝了！”

 我曾问先生，您是怎样做到构建如此宏大理论体系的？

 张先生让我读《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五次年会闭幕式年会上的讲话》。读罢，我逐渐体会到，先生治学做事身体力行了“实事求是”！先生通过“事实”、“求实”，达到了“通古今之变”的境界！大道至简，路在脚下！知之者，甚众；行之者，寥寥！难在，如先生那样的实事求是地做到知行合一、表里如一！

四、学习先生甘当人梯、爱生如子的崇高情操

 张先生如同一个磁石，把学生吸引到自己的身边，他的学生们都知道，他在学生身上花费的心血多于自己的子女。先生是当代中国一位甘当人梯、爱事业、爱学生胜过爱自己的伟大的教育家！

 让我们再次重温这位老人于2014年8月6日在“张忠培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一段讲话，重温这位铁骨铮铮却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老人是怎样希望同志和学生们站在自己高山仰止的臂膀上前行的：

“就通过我这个例子或者一个典型分析，从里面吸取些教训，应该怎么走······大家都要坦诚发言······一定要把我当个靶子，当个点，当个例子，来解剖我，······来看我们在今天考古学里面应该怎么走，在考古学的事业上应该怎么走，尤其是在文物保护的事业上如何走，我觉得是这样来谈好。实事求是！”